第十二章

掌玺大臣一如既往,不止一次寻钟敲打

发生这些事的次日,红衣主教面见国王。“陛下如果愿意,我们就严肃地谈一谈。陛下,白金汉先生来巴黎逗留了五天,今天早晨才离开。”

这简短的两句话对易路十三所起的作用,是无法想象的。他的脸红一阵,白一阵。

“白金汉先生来过巴黎!”国王高声说,“他来巴黎干什么?”

“毫无疑问,是来同您的敌人——胡格诺派和西班牙人策划阴谋。”

“不对,哼,不对!他是来见德·舍夫勒兹夫人、德·龙格维尔夫人和孔代家族的人,阴谋策划毁损我的名誉。”

“哎!陛下,何来这种想法!王后特别贤明,尤其是特别爱陛下。”

“女人生性软弱,红衣主教先生,”国王说道,“至于说特别爱我,对于这种爱我自有看法。”

“我仍然认为,”红衣主教说道,“白金汉来到巴黎,纯粹是为了一个政治计划。”

“可是我呢,我确信他此行另有图谋,红衣主教先生。王后果真有罪,那就让她发抖吧!”

“其实,”红衣主教又说道,“我的思想不管多么踌躇,还是受陛下的引导,考虑到这种背情负义。遵照陛下的旨意,我多次问过德·拉努瓦夫人。今天早晨她对我说,王后陛下昨天熬夜,睡得很好,早上流了许多眼泪,一整天都在写信。”

“是这样,”国王说道,“她无疑是给他写信。红衣主教,王后写的信,我必须拿到。”

“可是,如何拿到呢,陛下?我认为无论我还是陛下,都不宜担负这样一种使命。”

“只有一种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?”

“责成掌玺大臣塞吉埃先生完成这项使命,这件事完全在他的职责范围内。”

“立刻派人唤他来!”

大法官进来时,王后还站着,一看见他,便重新坐到王后椅上,并示意女侍们各自坐回椅子和凳子上,然后口气极其高傲地问道:

“您有何贵干,先生?进宫来有何目的?”

“奉国王的旨意,恕我对王后陛下冒昧,我要仔细检查您的信件。”

“什么,先生!仔细检查……我的信件!这种事实在无耻!”

“我这么做还请您宽恕,王后。不过,在这种情况下,我无非是国王使用的工具。陛下不是刚离开这里,不是亲自来请您准备好这次检查吗?”

“那就搜吧,先生。看来我成了罪犯。”

“我奉旨意可以采取极端行动,王后,我被授权,可以在陛下身上查找可疑的信件。”

“简直骇人听闻!”王后高声说道。

“王后,还是请您配合一下。”

“这种行为是一种无耻的暴力,您知道吗,先生?”

“这是国王的旨令,王后,请原谅。”

奥地利安娜朝后退了一步,脸色惨白,仿佛就要死去。她左手扶住身后的一张桌子,右手从胸口掏出一张纸,递给掌玺大臣。

“拿着,先生,就是这封信,”王后语不成句,声音颤抖地嚷道,“拿着,别让我再看见您这张可憎的面孔。”

大法官激动得发抖,这很容易理解,他接过信,一躬到地,便退了出去。门刚一重新关上,王后就半昏过去,倒在几位女侍的怀中。

大法官一字不看,将信呈给国王。国王接过信的手直颤抖,他找不到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,不禁面失血色,他缓慢地拆开信,看了头几个字便明白,信是写给西班牙国王的,便快速浏览一遍。

这是进攻红衣主教的一个完整计划。王后在信中说,黎塞留不失时机地压制奥地利皇室,极大地伤害了西班牙国王和奥地利皇帝,因此,她劝说王弟和皇帝佯装向法国宣战,提出和谈的条件是罢免红衣主教。至于爱情之事,信中从头至尾只字未提。

国王高兴极了,询问红衣主教是否还在卢浮宫。侍从回答法座在办公室等候陛下的旨意。

国王立刻去见他。

“喏,公爵,”国王对他说道,“还是您说的对,我判断错了。这纯粹是政治阴谋,这封信根本没有谈到爱情。反之,许多处谈到您。”

红衣主教接过信,看得十分专心,看了一遍又重看一遍。

“王后与我为敌,却不与您为敌,陛下。她忠贞、温顺,是个无可指责的妻子。因此,陛下,请让我在陛下面前为她求情。”

“那就让她低首下心,主动来见我。”

“正相反,陛下,您要做出表率。您有错在先,怀疑了王后。”

“要我先认错!决不!”国王说道。

“陛下,我恳求您。”

“再说,我要以什么方式认错呢?”

“办一件肯定能让她高兴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?”

“举办一场舞会,您知道,王后多么喜欢跳舞。我可以向您保证,面对这样的殷勤之举,她的怨恨也就自消自灭了。”

“您也知道,红衣主教先生,那种社交性娱乐我全不喜欢。”

“王后也知道您憎恶这种娱乐,因而会更加感激您。而且,这对她而言也是一次机会,正好可以佩戴那些漂亮的钻石别针,她还一直未能用您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修饰自己呢。”

信件被抄走之后,奥地利安娜料想自己要受到责备,可是次日见国王试图接近她,不禁深感诧异。她的头一个反应是排斥,她作为女人的自尊和身为王后的尊严,两者都创痛巨深,不可能一下子就回心转意。但她还是信服了女侍们的劝告,终于神情缓和,仿佛忘记了这件事。国王抓住这最初的转机告诉她,他打算不久后举办一场舞会。

对可怜的奥地利安娜来说,舞会实在是件稀罕事。不出红衣主教所料,她一听到这条消息,怨恨的最后一点余波也就消失了,心里如何还很难说,至少脸上没有痕迹了。她问舞会定在哪天举行,国王则回答,这一点还需同红衣主教商议。

其实,国王每天都问红衣主教,到底哪天举办舞会,每天红衣主教都找借口推迟定日子。

十天就这样过去了。

上文叙述的那场风波过后一周,红衣主教收到盖有伦敦邮戳的一封信,信中只有两三行字:

东西到手,但是缺少经费,我还不能离开伦敦。请汇来五百皮斯托尔,收到钱之后四五日,我即可赶到巴黎。

红衣主教收到这封信的当天,国王又照例问起舞会的事宜。

黎塞留掐着指头计算,嘴里咕哝着:

“她说,收到钱后四五天赶到,钱汇到那里也需四五天,总共要十天时间,再算上逆风、意外耽搁,以及女人的一些弱点,宽打一点儿,就算十二天吧。”

“怎么样?公爵先生,”国王问道,“算好日子了吗?”

“算好了,陛下:今天是9月20日,而在10月3日,本城市政官员要开一次庆祝会。这样安排极为妥善,因为您就不会给人以向王后让步的印象。”

接着,红衣主教又补充一句:

“对了,陛下,舞会的前一天,不要忘记对王后陛下说,您希望看看她戴上那些钻石别针是否合适。”